即使不拿手術刀已經快五年了，但一看到傷醫甚至殺醫事件，苗剛還是會下意識地咬緊嘴唇。他沒有想明白，緣何在一些患者眼中醫生似乎是無視生命的惡魔。

5年前，從業15年的苗剛從北京一家三級醫院辭職，下海經商。不在這個行業的人，認為苗剛舍棄了一個“鐵飯碗”；而身在其中者大多數支持了他的決定。

苗剛回憶，在他剛學醫的時候，醫生這份職業是純潔高尚的，但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人們對醫生的指責開始多了起來，直到近年來醫患沖突不斷升級，從言語暴力到肢體沖突，再到惡性傷人。

在苗剛看來，那些在救護一線奮戰的醫生，很大程度上是靠著理想在拼命，尤其是那些剛入行的年輕醫生，工資不高，還要冒著生命危險。

北京某三甲醫院醫生李毅(化名)就是這樣一名年輕人。今年是他進入醫院各科室輪轉的第三年，在這3年里，他每月工資為幾千元。如果在輪崗期內出現醫療事故或差錯，他就會失去留在醫院工作的資格。在此之前，李毅本碩博連讀11年，與他同齡的中學同學里有不少已事業有成，成家生子，而他還住在宿舍里。

用李毅的話來說，真正到了醫院才發現，治病是跟人打交道，自己掌握的都是課本知識。“比如術前談話，醫生在為患者進行手術之前，一定要把手術的過程和風險交代清楚。拿微創和腹腔鏡來說，雖然都是在皮膚上打幾個洞，但腹腔鏡是大手術，醫生要用外行人能聽懂的語言告訴他們，患者理解了才會配合。此外風險也得講清楚，但不能嚇唬人，不然病人對抗病魔的信心就下降了。”

然而，盡管像這樣努力了，也仍然很難避免醫患糾紛。X光片上，有些東西看不出來，得拍其他片子，病人就會覺得自己被過度治療了。一旦出現醫患糾紛，雙方往往會各執一詞，小則相互猜忌懷疑，大則動粗危及生命。北京大學衛生法學研究中心教授王岳認為，這是醫患之間缺乏信任所致。

在王岳看來，醫患之間之所以不信任，原因之一就是雙方信息不對稱，沒有換位思考，也沒有進行有效溝通。

“目前是傳統生物醫學模式，并沒有建立起現代診療模式，即以人為中心的生理、心理、社會三個醫學模式。在多起殺醫事件中，當事人或其家屬或多或少都存在心理問題，但目前國內沒有相應的干預機制。”王岳說，國內的醫生都要做“多面手”，既要完成醫療任務還要兼顧患者及其家屬的情緒心理問題，病人的立體化需求只能得到平面化的解決，就導致了不滿甚至仇恨情緒產生。

王岳同時提到，目前醫生過度的工作強度容易讓他們產生嚴重的職業倦怠和疲勞感，“醫院的管理者一定要把醫務人員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醫生才會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從全國的調查數據來看，患者診療的滿意度高于醫務人員對本職工作的滿意度，醫生的不滿情緒比病人大”。

對此，王岳和中國醫院協會醫療法制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鄭雪倩不約而同地都提到了分級診療制度。

據王岳介紹，目前已進入四審的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草案中規定，國家對基本醫療服務實行分級診療制度。分級診療實行首診負責制和轉診審核責任制，鼓勵非急診患者首先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就診，逐步建立起基層首診、科學轉診的機制。

“從醫改角度來說，未來更要圍繞患者的需求考慮，考慮急診病人應急處理方案，如何分診很重要；及時進行各科室的交叉會診；急診的入院率要提高；要區域調控，轉到周邊或下級醫院，實現醫聯體。”鄭雪倩建議，專家不再出門診，因為有些病人病情復雜，實現不了各科室都掛專家號，并且很多慢性病侵占了很多專家資源，醫院應建立綜合會診門診，從而實現一個病人掛一個號可以得到各科醫生進行綜合診斷治療，且專家門診過多會導致專家“用不到刀刃”上。

此外，王岳還提到，對于醫院這類專家性人才密集型組織，專家對工作的滿意才是對工作質量的保障。醫院的管理人員需要轉變觀念，不應該用產業管理方法去管理知識密集型組織，要把職工的利益放在首位考量。

“醫療最大的問題是誘導消費非常嚴重，信息完全不對稱導致醫生容易進行不合理治療，以盈利作為經營模式的公立醫院應盡早徹底改革”。王岳說。

在中國工程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周良輔的理想中，“醫生和患者應該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相互尊敬，平等相待。因為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疾病”。

制圖/李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