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新聞記者 劉俏言

“楊先生，剛泡好的茶水有點兒燙，您一會兒再喝。”楊振寧接過茶，微微點頭說了句“謝謝”。

這是徐舒笑離楊振寧蕞近的一次，作為當時的學生代表，他在休息室里負責為楊振寧端上一杯龍井。細看他的眉眼，徐舒笑第壹個想法是“這個老人精神真好，一點兒不像90多歲了。”

幾年前，楊振寧先生在浙大做了一次簡單的演講，那時候，徐舒笑讀大二。

那天楊振寧的演講具體講了什么內容，徐舒笑已經記不太清了，但科研的種子已經埋進了他的心里。

兩年以后，徐舒笑讀大四，開始面臨去上財讀研“搞錢”，還是留守理論物理“搞科研”的選擇。徐舒笑似乎想起了楊振寧的樣子，他將蕞后自己選擇科研的那個瞬間，解釋為“熱血”和“中二”（青春期自我感覺良好的言行）。

在楊振寧100歲生日之際，徐舒笑回想當時楊振寧本人站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我甚至覺得沒什么要問他的，因為他的思想，早就通過高中老師、大學教授，一代代傳遞到我們每一個物理學子心中。”

“那一次見面，仿佛給了我力量”

該如何形容楊振寧的貢獻呢？

徐舒笑講起了那個物理學界經典的故事。19世紀末，人們在解釋黑體輻射理論時，遇到過一個叫做“紫外災難”的重大問題。兩個科學家提出的兩個公式，分別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下吻合，而無法統一。這個問題困擾了物理學界多年，直到普朗克的出現，提出輻射量子化，才徹底解釋了黑體輻射理論，讓物理學界的發展有了質的飛躍。

“打個比方，楊振寧提出來的楊-米爾斯理論，其實有點兒類似當年普朗克的量子化理論，處于還沒有被證實的狀態，其證實的時間可能很長，甚至比上一個130年還要久。但一旦有一個新的‘普朗克’出現，在楊-米爾斯理論的基礎上完成統一場論，先不提能否實現時空穿越等等目標，單一個極大可能實現人工可控核聚變，就能解決現在的能源問題。”徐舒笑說。

做科研，本就是一條布滿荊棘的漫漫長路。在徐舒笑選擇的理論物理領域里，仍然還有一批專門研究高能物理的博士生，在追隨著楊振寧的腳步。他們或是等待開花結果，在物理學界留下一筆；當然他們也有可能苦熬無果，默默一生。

印象里，徐舒笑就有這樣一位學長，在本科期間是可能嗎？的“天之驕子”，成績連續幾年都穩坐第壹。但讀博士去研究高能物理之后，整整八年都沒有出成果。“他其實是一個人在孤軍奮戰，攻克不下來，就只能轉為研究生畢業。”徐舒笑有些無奈。

焦慮的增長起初是以年為單位，后來是月，再后來是天。在這個過程當中，即便是在當代科研條件和物質基礎已經可以支撐的條件下，大部分人也無法守住這份孤寂而選擇離開。所以可以想象，當一個初步的想法從楊振寧腦中形成，到后來真正被實踐，究竟要耐得住多少寂寞，才能多少次地告訴自己不要放棄。

“三年下來，我也有無數想要放棄的瞬間。”徐舒笑說道，但或許真的是那一次見面，留給他力量，或許是他自己本身對科研的執念，他至今仍保持著當初選擇理論物理可以時那份“中二”，“之所以沒有選擇一些更熱點、更好發文章的領域，我肯定是想要有自己的成果的。”徐舒笑說道，“現在啊，誘惑太多了。真的要有人引導，才可能在這條捉摸不定的路上繼續走下去吧。”

“我們和這些前輩比，簡直差得太遠了”

現在回憶起楊先生來浙大的那次演講，徐舒笑還記得一個細節：楊振寧在和教授級別的物理學者對話時，三言兩語直指學術痛點，而在和他們這群學生對話時，言語間卻只有鼓勵和贊美。“他可能真的想引導我們吧。所以看到這樣一位大牛在很謙虛地和我們對話，我就覺得心里有力量了。”徐舒笑說。

楊振寧100歲生日之際，徐舒笑看到了他和鄧稼先時隔50年的兩封信。在楊振寧的回信里，講到了自己的疑惑，以及對鄧稼先友誼的回應。楊振寧堅定地回復鄧稼先——“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說，我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會滿意。”

“有必要讓人們知道，楊振寧不僅對世界做出了偉大貢獻，也對自己的祖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兩位先生皆是無雙國士、華人之光，每一個愛國的人都會記得他們。”

“全世界都在為楊先生祝壽，而楊先生卻在懷念鄧稼先，同學同胞情可以說是當代之典范！”

看著網友們的一句句評論，徐舒笑有些感慨，“我們和這些前輩比，簡直差得太遠了。他們不僅數理化學得好，在文學方面的造詣也很強。‘共同途’這三個字，形容兩位科學家的追求，太貼切了。”徐舒笑說，雖然兩位科學家彼時距離相隔千里，但無論是楊振寧的拼搏，還是鄧稼先的努力，二人蕞終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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